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应有之义，已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目标和任务的关键一环。根据《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的定义，普惠金融是基于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性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向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普惠金融多次作出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对普惠金融再次提出新要求，指出要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近年来，在政府、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量增”“面扩”和“价降”的良好态势，前景更加明朗。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3.9万亿元，同比增长12.6%，较各项贷款增速高5.7个百分点，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03%，2018年以来累计下降3.9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末，普惠小微授信户数已超过6000万户，覆盖了约1/3经营主体。作为普惠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中小银行在利用其传统优势来更好满足中小微弱经济体的融资需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囿于普惠群体软信息缺失、硬信息不足及中小银行信息甄别能力有限等问题，信贷配给失衡、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依然严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需从缓解普惠金融业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高质量推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发展为传统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利用金融科技缓解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与信贷风险，提高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最终提升银行盈利能力，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银行机构也在普遍加大信息技术研发力度，助力数字化转型，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据不完全数据测算，2024年金融科技投入共计1254.59亿元，较2023年共计1228.22亿元的金融科技投入增长2.15%。然而，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跟进与革新，更是一场颠覆性的组织变革，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程度已逐渐成为在普惠金融业务转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若管理者能正确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积极拥抱变革，普惠金融发展就能实现质的飞跃；但若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缺乏深入理解，担忧数字技术削弱其地位与权力，仅通过“上传下达”的方式来执行这一变革，降低对数字化转型的参与热情和质量，就不利于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另外，从理论层面看，有限理性假设表明，个体对某一事物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会受复杂的经济环境和自身认知能力有限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或偏离。进一步来看，银行管理者对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经验以及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等构成了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微观基础。但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不同，中小银行因经营规模、管理体制、技术水平和科技人才储备方面的限制，其数字化转型存在着转型同质化、数据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复合型人才短缺等诸多问题，这使得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潜在收益与风险产生认知偏差，从而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基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更为微观的中小银行管理者层面，深入探讨管理者认知偏差在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影响中所产生的机制、异质性和调节作用，这不仅对于其理性平稳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具有重大启示，也对如何更好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将金融科技应用于战略制定、组织管理和业务运营等多个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其经营活动的动态过程，以寻求新的增长路径，改善经营绩效。多数研究指出，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具体来讲，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更好捕获中小微弱经济体“软信息”并利用机器学习精准刻画信用画像的方式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降低传统网点经营、信息搜集及坏账处置等成本来降低整体交易成本，从而对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数据获取成本高、数据治理能力弱、复合型人才稀缺、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成本高昂和资源投入不足等诸多现实挑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而这一点在中小银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会放大中小银行在资金、信息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劣势，对其业务发展产生新的冲击。因此，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产生显著积极影响这一结论能否应用于中小银行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事实上，中小银行在资金和技术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其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与大型银行有所不同。

　　自“有限理性”概念提出以来，诸多学者基于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是有限理性人这一假设，对管理者认知偏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知偏差是一种系统性错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会损害公司发展的稳定性。另一种观点认为，管理者的认知偏差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韧性来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围绕这一话题，在银行领域有部分研究发现，银行管理者一般比较乐观自信，这种自信会导致他们放松对客户的信贷标准，从而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外部宏观环境（如货币政策、经济周期）、银行内部激励机制（管理者权力设定、绩效评估和激励）以及自身特征（性别、学历和工作经验）等视角对管理者心理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此外，也有个别学者关注到管理者认知在银行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但尚未有研究从管理者认知偏差视角讨论银行数字化转型以及其在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影响中所产生的调节作用。事实上，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中小银行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及提升其绩效水平，与管理者的认知水平密切相关。对此，本文创新性地将管理者认知作为连接组织内外部信息资源的关键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其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中产生的潜在作用。

　　从理论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服务成本显著促进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就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而言，一是中小银行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手段，突破传统信息采集的地理边界和时间限制，有效捕获难以通过传统渠道获取的中小微弱经济体“软信息”;二是中小银行可以通过引入大科技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大规模收集中小微弱经济体的经营流水、营收趋势和交易信息等硬信息，实时精准评估其财务健康情况，这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为更精准的信贷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就降低服务成本而言，与以物理网点和人力资本投入为核心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不同，数字化转型后的中小银行可通过线上系统和大数据平台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海量客户，同时借助大数据风控模型为中小微弱经济体提供更为精准且合理的风险定价，以此拓宽业务覆盖面、降低服务成本，促进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发展。

　　基于有限理性假说，管理者推进数字化转型时，可能因受到银行资源禀赋、信息不对称、市场竞争压力、工作经验及绩效考核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过度自信、过度乐观和短视行为等认知偏差。这些类型的认知偏差会塑造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或消极态度，进而对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产生影响。进一步从作用机制来看，管理者认知偏差可能主要通过抑制金融产品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成本，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的正面效应。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过度自信或过度乐观等认知偏差的影响下，中小银行管理者可能会放大头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高估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关键环节的预期收益，在“技术即万能”的错觉驱使下盲目地过度投资于高性能服务器、数字审批平台等基础设施而忽视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本身的创新与优化需求，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长期财务压力，不利于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过度自信的中小银行管理者可能会更倾向于依赖以往经验和软信息，低估数字化转型在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潜力，进而加剧其对新事物的风险厌恶心理，降低未经验证的新信息技术在金融产品创新中的深入应用，抑制新产品的开发与推广，维持甚至推高中小银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进而影响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因此，管理者认知偏差会通过抑制金融产品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成本来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中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经过分析，本研究认为：一是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中小银行普惠金融贷款规模、贷款收益和贷款覆盖面提高，但管理者认知偏差却会通过抑制金融产品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成本，降低这一促进作用；二是在互联网普及率高、信贷担保体系完善的地区以及城市金融机构中，管理者认知偏差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的负向调节作用减弱；三是有效的营销激励和合理的绩效考核能纠正管理者认知偏差在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中的负向调节效应；四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在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过度自卑在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第一，推动建立支持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中小银行应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赋能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将其视为经营战略的核心组成，纳入年度及中长期规划。一是借鉴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转型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的资源条件与业务特性，明确数字技术引进、资本投入和人才培养等核心要素的分配机制，完善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二是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银行业务的全链条，激活数据资源要素活力，推动数据共享、拓宽场景应用和强化数据安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以更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普惠群体融资需求的新趋势。同时，鉴于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项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对银行内部组织管理模式和运作方式的一次全面重塑，中小银行应通过组织架构和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整与优化，促进数字技术与银行业务部门深度融合，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第二，强化中小银行管理者的数字能力建设。面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快速迭代与市场竞争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小银行应制定系统性、层次化的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运营模式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应涵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技术及其在银行业务中的实际应用场景，以提升管理者的数字领导力、数据治理能力及数字决策水平。同时，构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知识共享与合作机制，促进管理者与外部金融科技企业及头部银行的经验交流，激发管理者的创新思维和技术应用能力，确保中小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第三，优化中小银行营销激励机制与绩效考核体系。在营销激励机制方面，中小银行可在已有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根据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和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贡献程度，结合数字技术渗透率、普惠金融信贷投放数量与覆盖范围、风险管理等关键指标，实施差异化、长短结合的激励措施，适当引入参与激励、目标激励和团队激励，鼓励跨部门合作，提升管理者的整体参与度与协同效率。在绩效考核体系方面，围绕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涵盖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效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普惠金融客户服务质量等多个维度，构建能够全面评估数字化转型速度、技术应用深度以及管理者在业务模式创新、风险控制优化、普惠金融客户群体拓展等方面长期绩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同时，根据外部市场环境与政策变化及时调整考核标准，确保科学性、量化性与灵活性，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化与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

　　第四，建立有利于引导和支持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政策体系。一是加大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区县的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减轻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压力；二是积极发挥省联社、省级联合银行或省级农商行的统筹协调作用，开云电竞官方网站将分散的“小法人”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统一纳入整个数字化转型框架之中，同时积极推进和加强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数字化合作，引入成熟的金融科技技术，合力推动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

　　[篇幅所限，本文实证过程有所删减。作者黄惠春为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共海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自贸港金融研究处（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挂职），钱诚为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谢婧为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本科生。本成果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效果研究”（23FGLB007）、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计划（2024-KY-081）、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远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金融与发展”（DF2023YS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丹,尤佳,张龙耀.金融科技对农村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契机”还是“阻力”——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23,(11):12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