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实证研究——基于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的中介效应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影响企业运营过程中作为在一定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目标能力和结果的绩效。笔者在依据经济学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过程和要素配置理论构建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两个基本中介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受制于其他相关要素发生方向和程度变化的运行方式。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正相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影响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完成，又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等因素的调节。本研究遵循企业通过组合要素和创新技术实现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基本原理，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拓展了经济学生产理论的运用边界，丰富了有关企业投资和成本管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加快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卡脖子’技术对产业链现代化的阻滞机理及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BJY06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工业文明的形成演进及驱动力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5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大数据联合实验室项目（项目编号：2024SYZH007）；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项目（项目编号：DF2023YS24）；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大项目“价值引领融合创新开放合作：地方高校新工科专业重塑升级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4SJGLX0020）。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绩效之间的关联具有客观性和理论依据。在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企业绩效是其关于生产过程和要素配置理论概念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企业绩效，是指企业运营过程中在一定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目标的能力和结果。我们从生产理论中有关如何通过组合要素和创新技术以实现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基本原理可知：企业创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是一个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活动组成的动态过程；企业绩效均与经营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资源配置、技术水平、生产效率、运营成本等有关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密切相关。现阶段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大潮流的影响下，基于绩效的考量而必然选择转型企业数字化，即企业利用算力、算法等数字工具和数字技术对企业发展环境进行识别，对发展资源进行集聚和拓展，实行业务流程变革和价值创造方式变更等数字导向型活动（李琦等，2021）。这就是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将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优化、生产效率的提高、经营成本的降低等关乎经营过程各个环节中的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从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优化。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问题是亟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通过调研292个企业，发现了IT投资与投资回报率之间没有明显关联的一个奇怪现象；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或“索洛悖论”；之后，探讨是否存在索洛悖论的学者们，各执一词，争议不休。自数字化影响力日益明显以来，学术界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索洛悖论的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有一种观点从试图阐释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而得出结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资源转移（程文，2021）、组织惯性（Nwankpa和Datta，2017），以及衍生管理成本（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等等，有损于企业生产率。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则从数字化转型促进信息共享（Acemoglu和Ｒestrepo，2018）、缓解信息不对称（郑玉，2023）、优化资源配置（李琦等，2021）、赋能生产流程（张永珅等，2021；Ciarli等，2021）、促进技术创新（史丹和郑玉，2024）、创新商业模式（Ciampi等，2021）等方面得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逆索洛悖论结论。孰对孰错？笔者站队后一种结论，基于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的中介效应检验，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
企业绩效，是指企业运营过程中在一定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目标的能力和结果。企业绩效与经营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资源配置、技术水平、生产效率、运营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只要这些关乎企业经营的因素发生变化，都将带来企业绩效的显著变化。显然，在这些因素中，数字化转型大潮势不可挡，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企业运营环境，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亟待学术界展开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业务逻辑和成长模式，开拓了更为广阔的价值创造空间（Foss和Saebi，2017；李琦等，2021），丰富了企业绩效提升的渠道。具体而言，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源整合。资源约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Sadeghi和Biancone，2018），因此，有学者认为，资源基础差异是企业绩效差异的根源（李琦等，202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将零散的网络资源彼此连接（郑玉，2023），突破“信息孤岛”和“供需屏障”（李英杰和韩平，2021），缓解资源约束（Gölzer和Fritzsche，2017），实现供需对接和资源整合（阳镇等，2022），形成柔性化、精准化的沟通方式、价值共创模式（Aversa等，2017；Matarazzo等，2021），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增长空间（钞小静等，2024），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取信噪比更高的海量信息（郑玉，2024），充足的信息能够优化生产决策（Babina等，2024），提高生产效率（Tanaka等，2020）。具体地，就“开源”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持续追踪销售数据，准确预测消费偏好，柔性调整生产计划，提高利润率（Bajari等，2019；张叶青等，2021）；就“节流”而言，企业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控企业能耗情况，对高能耗环节定期排产，将更多资源配置到节能环保领域，降低能耗成本（辛雅儒等，2024），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就“组织管理”而言，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的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张叶青等，2021），管理流程更加优化（Mikalef等，2018），组织决策更加高效（Agrawal等，2019）。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研发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清晰地洞察消费者的价值主张，更精准地把握研发创新的方向，使研发创新更具有前瞻性，使新产品更符合消费预期，从而使新产品呈现出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Cockburn等，2019），由此进一步增强企业新产品的获利空间。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1。
交易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后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和道格拉斯·诺斯等学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最终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基石。交易成本，是指企业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发生的各类成本费用，包括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执行和监督成本等。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丰富的信息流，对企业的市场交易活动产生一定冲击，成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重大突破口。本文主要从银行信贷、商业信用以及销售费用三个方面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以及由此对绩效产生的提升作用。具体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其向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成本。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资金供给方只能将风险成本加诸于资金需求方，因此引致银行信贷成本的居高不下（刘惠好和冯永佳，2020）。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的信息更加透明，降低了“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为企业低成本获取银行信贷资源提供可能（Omarini，2018）。融资成本的降低为企业绩效的提升奠定了基础（Goldstein等，2019）。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上游供应商对其认知程度，帮助企业获取供应商的商业信用。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更加透明，降低了上游供应商的信息搜寻成本，有利于上游供应商充分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激发上游供应商对企业能力、发展前景的信任以及对企业市场地位的认可（石桂峰，2022），从而使上游供应商自愿提供期限更长、额度更高的商业信用（Liu等，2023）。商业信贷本质上是一种降价补贴（余泳泽等，2023），对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大有裨益。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节约其向消费者销售商品的销售成本。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充分掌握消费环境和消费趋势，降低企业对消费信息的搜寻成本和对消费偏好的沟通成本，以及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成本，从而极大地节约了新客户的开发成本和老客户的管理成本（Balakrishnan和Das，2020）；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够精准把握市场消费需求（郑玉，2023），使其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王如萍和张焕明，2023），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柔性生产和精准定制，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减少客户维护成本和市场摩擦成本。销售成本的降低和销售费用的节约间接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设2a。
企业与上游供应商的交易、与下游消费者的互动，以及频繁发生的融资与投资是企业经营发展最重要的价值链活动。投资效益正是投资活动所获经济效益的体现，反映了投资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优势能够降低投资市场摩擦，减少投资信息甄别成本，规避非效率投资现象，提高投资效益（刘志伟和张秋生，2024）。具体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引致的投资效益下降。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度，增强所有者对经营者投资行为的监督力度，抑制经营者追求私利的投资行为，“倒逼”低效率投资项目及时退出（王雄元和徐晶，2022），以此抑制实际投资偏离最优投资，提高投资的合理性（黄大禹等，2021），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引致的投资效率损失。不确定性感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于文超等，2020）。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更前瞻地预测政策取向，更精准地识别投资机会，更深入地挖掘投资价值（Goldfarb和Tucker，2019），帮助企业制定更灵活的投资策略（王海等，2024），规避投资市场摩擦和投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投资项目的违约概率，从而将资源分配到收益更高、风险更低的投资领域，提高投资成功率和投资效益，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和企业跨越式发展。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投资效益提升。企业资源是有限的，且都承载着投资的机会成本（Vial，2019）。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价值链各环节的联通性，根据优势互补原则，企业能够及时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大程度发挥其价值的领域（陈德球和胡晴，2022），提高价值链各环节的协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黄勃等，2023），从而提升投资回报率和企业绩效。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b。
（三）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是指通过法律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创造性成果进行保护，从而激励其创新和创造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郑玉等，2024）。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许宪春等，2019），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大量的数字技术、前沿技术以及商业涉密数据，面临较高的侵权风险和高价值数据隐私泄露风险（任英华等，202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对恶意侵权行为形成震慑（郑攀攀和庄子银，2024），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第一，知识产权保护鼓励数字化转型企业不断尝试数字技术创新，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收益。数字技术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前瞻的创新思维使很多同行企业望而却步，进而选择模仿或逆向工程等方式进行窃取，直到数字技术商业价值消失殆尽（王林辉等，2022），这显然会极大地降低数字化转型企业积极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意愿（周洲和吴馨童，2022），进而限制企业绩效提升和企业创新性发展。相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持续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提升效应。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产品、数字商业信息的安全性，维护企业长期市场收益。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产生大量有价值的商业数据、商业信息和数字产品，这也导致该领域侵权现象频发（姜南等，2021）。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数据要素和数据资源的高效流动和高质量共享，开云电竞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发挥数据开放和共享的价值，充分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绩效提升的红利。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形成的数字化实践经验和工业知识沉淀等数字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维护企业数字产品的市场收益，对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由上述理论分析，得到假设3a。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是地方政府根据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技术领域、研发费用、科技人员、高新收入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达到认定标准的企业，授予的一种官方认定资格。获得该资质的企业可享受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以激励其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而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数字人才为支撑，以充足的资金为保障，拥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显然在技术、人才以及资金等方面更有优势（郑玉，2023），更有利于优化数字化转型的效果，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具体而言，第一，拥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在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有利于促进数字成果的转化和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内部的资源要素与之匹配，数字技术、数字人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数字技术创新不足将严重影响数字化进程和数字化能力建设（史丹，2022）。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还依赖数字人才的支撑，只有员工数字素养得到同步提升，才不会使数字化转型的潜力受到制约（史丹，2022）。拥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基础，能够快速突破数字技术，孕育高质量的数字人才，从而通过数字赋能提升企业绩效。第二，拥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通过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等途径补偿数字技术创新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通过遴选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证书，采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其创新（郑玉，2020）。政府的财政支持大幅降低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本（黄勃等，2023），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三，拥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通过信号传递机制获得更广泛和更优惠的资金支持，助力企业数字化创新和企业绩效提升。无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人才培养，均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具有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郑玉，2020），促进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深度挖掘企业绩效提升的潜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b。
H3b：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劳动密集程度，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中劳动力所占比重与劳动要素重要性的指标。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生产流程的改造、劳动力数字化技能的培训、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挖掘、数字技术的研发以及智能化设备的调试和维护等。这些转型举措促使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发生深刻变迁，提升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黄勃等，2023）。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具体而言，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劳动力从传统生产流程中解放出来，转而聚焦于更具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和技能性工作，进而推动企业绩效提升。正如Chen等（2022）所指出的，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的基础性工作机会减少，数字型、技能型劳动需求增加。在此情形下，为顺应企业对劳动技能转化的要求，现有员工纷纷借助内部培训、网络学习等途径，持续提升自身劳动技能，并承担起技能含量更高的生产活动。这一转型效应在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劳动力的转型以及劳动力结构的优化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赵宸宇等，2021）。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的生产流程更加智能，由此带来营运环节更加精简、劳动成本更加节约，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并提升了企业绩效。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器换人”现象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沟通协调成本（黄勃等，2023）；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与消费者双向互动的桥梁，不仅节约了企业的销售成本，还通过“以销定产”的方式提高企业生产的精准性，压缩营运环节和营运成本，提高企业绩效（郑玉，202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运营各个环节用工成本的降低和劳动力资源的节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这一成本节约效应在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由此，提出假设3c。
本文基于经济学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过程和要素配置理论，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研究模型，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两个基本中介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三个因素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绩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表征识别发展环境、集聚和拓展发展资源、变革业务流程、重塑价值创造方式的数字导向型活动。企业绩效作为特定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目标的能力和结果，已深度嵌入其运营环境中，因此受到自身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深刻影响。以往相关文献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资源配置（曾江洪等，2024）以及风险承担（杨帆征和徐璐辉，2024）的重要作用，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绩效及其作用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基于经济学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过程和要素配置理论，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正向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从而为逆索洛悖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相关研究结论拓展了经济学生产理论的运用边界，有助于为企业以加快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益，进而促进绩效提升。本研究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下游消费者以及外部融资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绩效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投资市场摩擦，增加投资效益，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本文将交易成本降低、投资效益提升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绩效的中介机制，拓展了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过程理论的应用范畴，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及其内在规律。
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影响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等因素的调节。本文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实证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提升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环境中、在具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中、在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运用经济学生产理论，从生产要素配置情境角度，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本研究拓展了生产理论关于要素配置理论的边界，为根据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进而提升绩效提供了依据。
笔者基于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主要管理启示。
第一，企业在追求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作用。现实中，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因此政府部门应给予合理的引导，出台适当的激励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鼓励企业逐渐积累数字化转型经验，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环境。同时，企业也应重视数字化能力建设，通过组建专业的数字化团队，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将数字化深度融入运营环境中，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第二，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的降本增效作用，强化生产过程与绩效提升结果的联动。为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从与上游供应商、下游消费者以及外部融资机构等的交易信息中，识别出最有可能节约交易成本的环节，从而明确绩效提升的准确方向。为提高投资效益，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精准预测投资风险和收益，据此灵活调整投资策略，从而为企业绩效提升提供支撑。
第三，企业在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绩效的过程中，需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等情境性因素的作用。不同生产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基于此，政府和企业应发挥联动作用，合理创建情境体系：其一，就知识产权保护而言，政府应加强数字技术和产品领域的立法和执法，确保企业充分享受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收益。其二，就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而言，政府应聚焦数字技术领域，认定一批能够引领数字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使具备条件的企业充分利用高新技术资质认定的激励效应，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提升作用。其三，就劳动密集程度而言，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进行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绩效提升的作用。
本文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所得结论拓展了经济学生产理论的运用边界，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需深入探讨：其一，本文证实交易成本、投资效益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中介机制，未来研究可从战略柔性、创新模式、供应链协同等视角扩展中介变量类型。其二，本文证实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调节机制，随着数字化内涵延伸，未来研究应继续探寻新的调节变量，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补充。其三，本文主要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进行研究，未来研究可聚焦于某一具体企业，运用田野实验法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补充和验证本文所揭示的影响机制。
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与公司治理。
郑玉,史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实证研究——基于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的中介效应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i.jcufe.2025.04.007.
